“to”變“two”的起源

文/郭立昌

我的老師馬承九(1915-2018)教授在94歲還出書《燃料電池札記》，為後世留下寶貴的智慧資產。

圖1：馬承九老師在94歲出的書《燃料電池札記》

猶記1966年(我13歲時)，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條件，我挑戰NASA的「PTH」—使概念成真；當我從無到有做出樣品，經過修改，確定已經通過全部最嚴苛的要求，但到最後居然又被額外要求繳交一份英文的「Approval Sheet」(承認書)，我只好跑去成功大學向馬老師求援。

馬老師送我一本書《機械概論》，談起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帶來工業革命，他加上了飛輪及自動離心調速器，讓蒸汽機可以平穩地產生旋轉動力—主要是汽缸的活塞從「A點到B點」(A to B)，由往復直線運動變為迴轉運動，帶動機械作「功」—故功率稱為「瓦特」(watt)。我們日用的電燈泡稱幾「瓦」—就是watt。

馬老師問我手上這麼小的「愛列多」是怎麼做出來的？我簡單描述從製作模具、自動送料裝置，安裝到自動沖床，連續抽製成成型，嚇了他一大跳—他謙稱：「連我已經51歲了，還是大學教授，都沒有這種能力---」

圖2：贏得「PTH」訂單的愛列多

在馬老師和姚靜波教授的協助下，我真的在幾天內擠出一份英文的「承認書」，取得訂單，留住NYSE上市的企業在「高雄加工出口區」 (KEPZ)，開啟台灣進入工業社會之路。更為台灣奠定「精密工業」的發展基礎。

美商全球電子公司藍董事長狂喜之餘，暱稱我為「黑手博士」(Dr. Blacksmith)—那時我還未滿14歲；後來1979年在紐約雙子星吃飯時，他說：「其實美日歐都做不出來符合要求的愛列多，你不但做出來，最後你竟然做出我們都不會做的『承認書』，真的讓我們整個Avnet都服了！」毋怪乎，每次見面他都叫我「達克」，不僅加工區內，連從紐約到鳳凰城，到省政府建設廳長都如此稱呼我。

因此，我在每天工作20小時的高壓狀態下，仍擠出時間到夜校搜集學歷—居然阿金以此要脅我交出財務權；不過，在流血奪產政變後，我雖被奪取一空，仍能進入美商瑪特爾擔任「Specialist」(專家)職位，救活知名的「芭比娃娃」，被路得女士(Ruth Handler, 1916-2002)稱為「Gadget Master」(巧件大師)。

我和一個完全陌生的女生—丁玲虹在1980年2月21日結婚，在5月4日就被用三尺長刀殺出了門；我選擇放過凶徒，丁玲虹選擇陪我流浪。可能整條漫漫長路聽我講從阿波羅4號，到開發「衛星接收器」的故事，她又每天很認真的看三份報紙，加上每天早課晚課，所以腦中充滿了想法。

我在1984年突破了瑪特爾台灣廠—簡稱「MLT」的三個邪惡的外籍專業經理人—簡稱「ABP」，輕易地改善芭比從頭到腳的製程—使之高效而報廢率趨近於零；瑪特爾的回報就是從1985年開始裁員，帶著我賞賜的生產利器遷移至馬來西亞，才一年就徹底關掉MLT，留下5千個失業人口。

一直勸我「拯救芭比」的丁玲虹，因此認為台灣必須成為「掌控上游訂單的國家」，特別是看見失業者去開計程車又被搶，更激發了她的「不忍心」；她在1986年某日靈修後，趴在桌上又畫又剪又貼，不久製作出一張「TES示意圖」，說是「電子+商業」的新科技經濟系統，是全面經濟解決方案的「電子商店系統」—故簡稱「TES」。

圖3：「TES示意圖」

我勸她別多管閒事，她竟然要我做小模擬機給她，帶著「TES示意圖」四處奔波開說明會，不但沒找到任何一個幫助者，居然還被受眾笑掉牙齦；於心不忍之下，我只好靜下心來看她發明的「TES」到底是啥？而把它解為「TES系統架構圖」。

圖4：「TES系統架構圖」

系統架構圖出現了「虛實整合」兩個交集的通路。我用拉普拉斯的「第二位移定理」和「終值定理」，算出了一個天文數字，發現這是國家大事；於是向層峰建言，而到經建會去找主委趙耀東，趙某叫我去工研院找他的學弟，學弟聽了兩眼迷茫地說：「啥，非接觸傳智晶片？50年都做不出來！」

想不到，丁玲虹認為這個「富裕台灣計畫」的就業自生生態系統不能再等待，開啟了「社會責任投資」(SRI)模式，自費研發，到了1989年確定了方向—「射頻轉換器」—而被刊登在《經濟日報》和《工商時報》(如圖5)。

圖5：射頻轉換器報導與實物

她再經過幾年努力，終於帶著研發成果，製作成「彩色單張」—類似圖6，到1997年溫哥華APEC傳揚她的「方舟計畫」—改善結構性社會問題，普獲各經濟體代表認同。丁玲虹(Linda Din)因此受邀為APEC 1998講師。

圖6：「彩色單張」傳揚新科技經濟系統

丁玲虹在APEC講台上，由馬來西亞官員協助放投影片在投影機上，她說明她發明的TES是電商系統，開始是「消費者來到eStore購物」—稱之為「Consumer to Business」(圖上標示B-C)，接著通訊模組會傳送交易資訊到控制中心，通知供應商透過物流補貨—稱之為「Business to Business(企業對企業)」(圖上標示B-B)；她演講完畢，促成制定《電商憲法》，掌聲響起，她則被稱為「電商之母」。

圖7：丁玲虹在APEC 1998講台說明「B-C、B-B」

李登輝總統因中共阻擾不能親自參加APEC，產生許多的問題—最主要是「官僚的怠惰和無膽」；丁玲虹無畏驚濤駭浪及威脅，拉著美國代表、馬來西亞拿督，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國—日本和泰國代表在APEC 1998提案TES，促成《電商憲法》的制訂，成為各經濟體必須依循，且訂定政策落實的國際大趨勢。

1999年紐西蘭基督城APEC，大家引頸期盼深入了解TES的內涵，但當我們準備上台解釋TES這個全新的科技經濟系統時，因中共的抗議，飯店突然叫我們換房間；唯一在意這場重大會議的台灣官員中小企業處黎昌意處長，叫我趕緊去開會「說明TES的內容」，他先去找飯店談判。

我說明了TES從消費者到VAM & eStore購物(Consumer to Business)—簡稱「B-C」，然後交易資訊會經由通訊模組傳訊至控制中心處理後，通知供應商透過物流補貨—這區域都是「企業對企業」 (Business to Business)—故簡稱「B-B」；因為TES是個改善社會問題的科技經濟系統，這裡的連字號（-）是強調兩端點之間的「通訊協定」與「流動」的橫向整合，更是定義兩個系統「模組」(Modules)之間的資料交換與能源配置。

結果，會議結束後，中華台北的官方代表經濟部次長「煙癆鬼楊某」從外頭剛吸完煙，帶著渾身煙味走了進來—從中正機場一路上他最關切的就是找地方吸煙，有記者過來問他—剛剛那個「B-B」是to 還是two？楊某舉起燻黃的指頭，放在嘴邊想了一下，裝作很有學問地答：「B-B兩個B當然是two囉！」從此荒唐的B2B/P2P/O2O，甚至B2C都有，特別矽谷群瞎們相當鍾情於「x2x」；我們今天再回顧往昔的數學天才拉普拉斯的「t to infinity(∞)」若變成「t2∞」，他不從墳墓裡跳起來才怪。

從此to淪為“two”(2)—這是一場從「科學維度」向平庸商業降級的大災難。

在丁玲虹發明的TES中，「to」是系統工程中的「路徑算子」(path operator)，它代表了「功」的累積、資訊的加密、以及物理能量在動態位移中所必須承受的診斷責任；當「to」被官僚與矽谷群瞎誤植為數字「two」(2) 時，系統的「因果連續性」被徹底切斷。在物理層面，它讓傳智動力晶片的離子「從陽極至陰極」(A to C)運動失去了界面壓力的路徑監控，導致「固態電池膨脹」缺失被掩蓋，埋下毀滅性的安全隱患；在經濟層面，它將社會責任投資的「通路路徑」扁平化為純粹的「點對點套利」，讓後輩侵權者得以在毫無安全診斷的黑箱中牟取暴利，使人類墮入了無序的技術浩劫。

我這個建造「台灣-矽谷之橋」的長輩，在對矽谷群瞎們說明從A到B是「路徑」是「向量」絕對是「to」，並非數值「two」(2)，他們竟然說1915年就有「B2B」的文獻—我確認電商的原型「TES」是丁玲虹1986年在我面前生出來的；我前年丟掉的書就有兩萬本，為了TES從馬可尼、普朗克、愛因斯坦，研究到拉普拉斯，從沒有見過「two」的事。

我的老師馬承九教授就是1915年出生，治學相當嚴謹，開宗明義就說A點到B點絕對是「A to B」，機械才能作功；而他提到電池的化學變化，像離子「從陽極流向陰極」絕對是「anode to cathode」(A to C, A-C)。

當這群「矽谷群瞎們」胡扯1915年的商業文獻來反駁時，不但拿不出證據，他們犯了最根本的學術錯誤：將「商業活動的描述」與「系統動力學的控制」混為一談。

不論拉普拉斯仰望星空的《天體力學》，或是瓦特在《熱力學》與《動力學》的專業領域中，皆如同馬承九老師所強調的「to」，它代表的是「功的轉移」(Work Transfer)與能量的流動方向；一旦這個「路徑」被簡化成數值「two」(2)，整個系統的物理意義就崩塌了。

TES是複雜的動態系統，丁玲虹定義的非接觸式傳智感應卡必須在「0.002秒」完成「讀-擦-寫」的動作循環，系統才會流暢，進入後端的運作—所以有《電子銷售體系之供應鏈管理資訊系統開發》—簡稱「TSCM」被收錄進經濟部國營會的《88-89 SBIR成果彙編》之中，成為重大智慧資產。

圖8：TSCM被收錄於SBIR成果彙編

當我們發明的TSCM傳智供應鏈管理軟體系統，主張的「Online-to-Offline」被搞成為「O2O」這種行銷縮寫時，會演變成以下幾種極其惡劣的後果：

首先，物理安全監控的「斷鏈」：在TES 系統—如圖5中有「動力晶片模組」，從A到B必須維持一個連續的梯度；被搞成「O2O」的邏輯裡，人們只在乎「線上的訂單」與「線下的交貨」這兩個端點，卻忽略了中間傳輸過程的安全監控。這正是為什麼「固態電池膨脹」這種路徑上的缺失會被忽視，因為在「2」的邏輯裡，路徑是不存在的，只有結果—當系統崩壞時，後果就會是滅性的災難。

其次，「熵」(Entropy)的失控：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，能量轉換必有損耗，因此"「to」這個符號在「拉普拉斯變換」(Laplace Transform)或TES動態系統中，代表的是時間與空間的函數關係：當世界沈溺於「O2O」，他們試圖跳過「過程」來追求極限效率，這種對路徑的無視，會導致系統內部熱能與壓力的堆積—如動力晶片內壓。當這群心盲的瞎子忽略了路徑中的作功限制，最終導致的就是系統性的崩潰與爆炸。

第三，責任追蹤的消失(The Loss of Traceability)：TES 圖中的「B-B」之間的連線代表的是一套行政調查與法律責任的軌跡，但變成「B2B」後，它變成了一個「狀態」，而不是一個「行為」；所以卡特爾貪腐集團肆意妄為，當事故發生時—例如全球能源技術延誤，官僚可以辯稱這只是「市場整體的現象(Two B)」，而非「特定操作路徑的失效(B to B)」，這讓那群侵權藉之牟利的後輩，可以輕易逃避法律與社會責任。

第四，基礎科學的「行銷化」與「平庸化」：普朗克（Planck）與愛因斯坦（Einstein）研究的是微觀與宏觀的轉換路徑—例如「E= hυ」或「E = mc²」，拉普拉斯的「t→∞」或「s→0」，這中間的等號與箭頭代表的是嚴謹的物理常數與條件；然而，愚蠢的官僚和矽谷群瞎們將其轉化為「x2x」，本質上是把「科學」變成了「口號」，這導致現代技術研發只在乎表面和商業抽成模式，卻沒人願意關注社會責任投資(SRI)的「人文價值」。

總之，那些拿虛無文獻來說嘴的人，根本不懂什麼叫「系統能量效率」，他們看到的只是「買賣」，而我們只是認為乾涸的世界必須注入「活水」；將TES系統設計中的路徑「to」降格為數字「two」(2)，從這20多年來的卡特爾咨意肆虐行徑，可看出絕非只是發音上的笑話，這在系統工程與技術演進上會產生「降維打擊」般的災難性後果—例如失能的「單向連結」取代了「閉環控制」：

「to」的本義：在TES 系統架構中，它代表的是運算與回饋的「路徑」，從C(消費者)到B(企業)的「B to C」，包含了資訊流、能源傳輸、認證機制以及「交易時的安全監測」。

「two」(2) 的後果：變成數字後，系統被理解為「兩個點的並列」，這導致後來的電商與科技發展只專注於「媒合」，卻忽略了路徑上的安全性，以及我們強調的「普世關懷」；因為只看重B和B 兩個點的交易量，而忽略了中間傳輸過程的「全體參與者皆受益的主張」—例如日本代表從APEC 1997就很關注TES，索尼有「西瓜卡」 (Suica)，住友也試圖升級「VAM」，但日本的經濟仍無起色。

圖9：全體參與者皆受益的TES系統

從「演算法」退化到「加法」，造成邏輯函數的消失；在數學中，「t to infinity」(t→∞)或「B-B」代表代表一種「因果關係」(Causality)，誰發起、誰接收、誰負責路徑的安全；也是一種動態的極限趨向，它要求的是持續的動能與結構穩定性，才可能造福全世界，改善結構性社會問題。

當被搞成「t two infinity」(t2∞)或「B2B」時，它失去了函數的指向性，變成了標籤；矽谷的「x2x」浪潮，讓技術研發從「to如何穩定達到無限」變成了「如何快速倍增—two」，這引發了短視近利的投資熱潮，缺乏路徑監測的情況下被強行推向市場牟取巨利，而且責任變得相當模糊，如遇問題，系統中沒有明確的「路徑負責者」。最糟的是，當卡特爾們都忙著玩「2」的數字遊戲—擴張、併購、牟利，享受牛肉到腦滿腸肥時，已經沒人願意回到「to」的路徑上，去面對原創者主張的「科技心、人文情」。

圖10：在矽谷推廣「科技心、人文情」

電商之母丁玲虹發明的TES，為解決結構性社會問題，自費以SRI方式研發，並於擔任1998 APEC講師時促成《電商憲法》。可惜被官僚誤植「to」為「two」(2)，扭曲馬承九老師的教導及拉普拉斯、瓦特科學嚴謹性。「to」代表能量流動路徑、功傳遞與因果連續，在TES就業生態系統中連結計算、能量與倫理責任。「two」(B2B、O2O)則退化為靜態終點，抹殺安全監控路徑，釀系統風險：熵失控、可追溯性喪失。此非術語爭論，乃喪失科學思維警示。最要緊的是，恢復「to」，重建高效、安全、負責系統，以免全人類陷於浩劫。